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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略,汪大渊和她的

106.元代泉州港

106.元代泉州港

元代是泉州港的繁荣极盛时期,当时被称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元王朝实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大海商蒲寿庚于宋末元初掌管泉州市舶司,招徕大量外商来泉州贸易。元朝规定民间商人可发舶海外,并行"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官商合办,有力地地促进了泉州港的繁荣。元代瓷器生产发达,元初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此城之中瓷市甚多”。元末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乘船到海外贸易,在所著《岛夷志略》记述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诸蕃志》所载多了40多个。其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深受外国的欢迎。元末来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称泉州为“刺桐港”,“甚至可以称作世界最大的海港”。元代泉州造船业也有新的发展。中国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1000人。元代泉州外销商品中还有茶叶、铜铁器、盐、糖等,《岛夷志略》中记铜铁器远达80多个国家或地区,泉州港的繁盛由此可知。

张翥的序做了归纳:“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

提起古代大航海家,人们一定会想到郑和。但比郑和更早、到的国家更多、航行更远的一位南昌人却少有人提及。《辞海》1979年版中记述:“就清中叶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国航海家而论,其游踪之广远,汪氏当居前列。”西方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的着作《岛夷志略》被收入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中。 他就是680多年前走向世界的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渊,他两次远航东、西洋,足迹遍及亚洲、非洲,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 赣江养育的年轻航海家 汪大渊,字焕章,现江西南昌人,其故居汪家垄在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万寿路两旁。大约出生在元武宗至大四年,父母期望成才,他的字“焕章”即出自《论语》中的“焕乎其有文章”。元顺帝至顺元年,19岁的汪大渊从泉州搭乘远洋商船第一次出海,元统二年夏秋回国。元顺帝至元三年第二次从泉州出海。远航回国后,他把两次航海所见记录整理,写出了《岛夷志略》。 与郑和相比,汪大渊其实没什么优势:汪大渊第一次航海19岁,比郑和第一次航海34岁足足小了15岁,且比他早了75年;汪大渊时刻有生命危险,还得经商挣钱维持航行。郑和是官派,有官船200多艘,几万官军,用的是公帑。而结果是:汪大渊比郑和航行更远,所到国家更多。航行之后,汪大渊自费出书以广其传,郑和官方海图记录先是束之高阁,后被付之一炬,没有流传。 由于汪大渊只是一个布衣商人,没有功名,能查阅到的历代《南昌府志》、《南昌县志》均未见载入其人其书,幸而《岛夷志略》为《四库全书》收录,我们才能在被淹没的历史深处发现他的存在。汪大渊回到南昌,写成《岛夷志略》出版后便无生平记录,其后经历无从考证。据施尧村世居者流传的说法是,汪家举家迁往了泉州,只留家丁看守房子。 家乡的航运业繁荣培育了年轻的航海家。有记载,汪大渊的家乡自唐以来一直是朝廷的造船基地和水上交通的良港。赣江抚河的交汇口,是洪州府的所在地,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江西“江、洪”两大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时期,朝廷命洪州造海船,这种船可载六七百人或500吨货物。到了南宋造的“杨么车船”则可载人一千。明永乐年间江西工匠也到南京参加郑和“大宝船”的建造。 这里民间一直遗存一首排工号子《南昌城南掌故多》:“南昌城南掌故多,将军渡口波连波;象湖源上风光好,施家尧去划龙舟;王老丞相来迎接,相府千金坐花楼;汪家垄住航海客,漂洋过海到夷洲!”宋朝人宗必经有《南浦》诗曰:“江到南关古渡头,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杨夹道三千户,绕郭连樯数万舟。”诗中所描写的地方就是赣江抚河交汇口这一带,其航运业的繁荣可见一斑。自幼成长在这种航运繁荣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熏陶让汪大渊不到20岁就萌发了对航运业的巨大兴趣和远航探求的愿望。 年纪轻轻就能出海远航必定家庭富裕。从《岛夷志略·大佛山》篇中“命童子入水採之”的记录可以看出,也许是一个小贵族率领了一个经商团队出海。经济富裕是支撑汪大渊两次历时7年航海的必要条件。《岛夷志略》的序作者吴鉴说,汪大渊从小就胸怀大志,有“奇气”,效仿司马迁游遍名山大川,足迹几乎遍及半个世界。 把世界介绍给中华 如果说马可·波罗把中华介绍给世界,那么汪大渊则把世界介绍给了中华。《岛夷志略》是一本古代中外交通地理、经贸志,也是一本古代亚非风俗志。它泛盖经济、人文、地理、风俗、气象等内容,有99个地名章节,加上异文类聚整100篇2万多字。记有我国的澎湖、琉球、海南岛。文中涉及现越南、 柬埔寨、泰国、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东帝汶、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坦桑尼亚。可能到过尚存在争议的有摩洛哥、澳大利亚;分析航海路线应该到过但难以认定的有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也门、吉布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婆斯的记载。罗婆斯,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是索马里,有的认为是印度尼科巴群岛。而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是澳洲达尔文港。文中对地形的描述符合达尔文港的特征,人的生活习惯也贴近。汪到达过帝汶岛,跨帝汶海离达尔文港只有300多海里,这可能是对澳洲最早的记录。书中记载约220个域外地名。 《岛夷志略》包含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记述了我国的各类货物出口,如丝织品、陶瓷、金属、食品等。尤其是中国瓷器出口,100个篇章中有40多篇记述瓷器贸易,其中有20多篇记载了青花瓷贸易。青花瓷是中国元代畅销的国际品牌,比现在的苹果手机名贵多了。据报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藏有完好的景德镇青花瓷达120余件,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过数百片元代中国青花瓷器,在东非沿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港口城市和岛屿都发现有中国瓷器,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出土的元中期景德镇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也印证了《岛夷志略》的记载。进口货物有香料、棉织品、动物毛、矿物、珠宝、食品、药物等。从《岛夷志略》记载和国外出土中国文物来看,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是“丝瓷之路”更为准确。 《岛夷志略》记载有珍贵的航海高科技资料。如《昆仑》篇写道:“谚云:上有七州,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船孰存。”这种指南针失灵的事作者在《急水湾》篇也有记载:“失风,针迷舵折,舶逐搁浅。”指南针在元代已大量用于航海,即用“针路”航行,没有指南针,经验再丰富的船工,也无法在大海航行。 因为作者记载真实可靠,“国史未尽其蕴”,所以后人编修的官志《元史》、《新元史》、《寰宇通志》、《明一统志》多有引用。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评价:“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然后知《岛夷志》所着者不诬。”这说明马欢在出国前就研究过《岛夷志》,随郑和等到海外各国后证实了汪大渊所记之翔实,因而启发他撰写《瀛涯胜览》。不过他的书只谈到了20个国家和地区,叙述虽更详细,但涉及的地域却远不如《岛夷志略》所述之广。《岛夷志略》虽经改朝换代的战乱,仍被公私藏书家珍藏,着名的天一阁、文渊阁、文津阁有刻本或抄本收藏,这些也许是其被评为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原因吧! 《岛夷志略》的文化价值 《岛夷志略》 是中外延续友好交往的媒介。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很多篇章记载了中国人在海外与侨居国融洽相处情况,“渤泥”“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归歇处”;“文古老”其地居民每年都盼望中国商船来做生意,他们往往认为五梅鸡的出生能预兆中国商船的到来,一只鸡出生就有一条船,两只鸡出生,就有两条船,以此方法占卜,还很灵验;马鲁涧“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书中也记载了元朝的兵士“有病卒百余人”仍留在勾栏山,“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他到达并记载沙特阿拉伯圣城,称天堂“风景融和,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 《岛夷志略》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可靠的史料。《岛夷志略》 被明代及后世研究者公认为史料可靠真实,99篇几乎都有贸易内容,有各种易货贸易,如《无枝拨》中记载用西洋布换处州青白瓷;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如《交趾》“流通使用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壹两。官用止七十为率”;所记载物产贸易品种达300种以上。 汪大渊两次航海成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说明江西在明代之前造船、航海、经商水平当时世界一流,“江右”商帮思想开放敢闯天下。由于是瓷都所在,江西成为“海上丝瓷之路”主力军。汪大渊和《岛夷志略》是加强南昌与国际城市间交往的媒介。笔者的同事2006年到新加坡学习,当地导游告诉他:“新加坡的历史最早就是你们中国江西南昌人记载的。”《岛夷志略·龙牙门》篇中记载“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布捎”,这是目前所知文字记载华人在新加坡的最早记录。“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如今已看不到这一景象了——1880年前后英国海军嫌“中有水道”窄,影响军舰航行,将龙牙炸毁了,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期间,新加坡旅游局根据历史记载,在拉柏多公园内复制了一个“龙牙门”。 《岛夷志略》也是一部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古代世界地理志。《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使人们重新找到了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那烂陀即以新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岛夷志略》是14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重要资料,有很多对所在国都城、市井、村庄的记载,如《僧加剌》篇:“其山之腰,有佛殿岿然,则释迦佛肉身所在。”并对佛足迹大小深度作了记载,此佛殿1587年被葡萄牙人所毁。类似这些有价值的记载,可研究的信息书中还很多。 然而遗憾的是,这位本来应令家乡人感到骄傲的先贤,在家乡却未曾留下任何痕迹。郑和是幸运的,在福建南平,人们发现了郑和下西洋前为祈求“一路平安”而铸造的大铜钟;在福建长乐,有今人修铸的郑和广场和郑和的雕像;在南京牛首山下,有明人修建的郑和衣冠冢;甚至在濒临印度洋的基斯麦犹,还有一个以“郑和”命名的小村庄。可是,汪大渊与郑和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汪大渊好像是一个暗礁,始终为浩瀚的大海所淹没。如果不是留下了中华100篇名着之一的《岛夷志略》,即使他高翰如珠峰,也会被弥漫的海雾所掩盖。曾有《泉州晚报》的记者撰文写道:“在汪大渊的家乡南昌,人们找不到汪大渊留下的任何痕迹,不知道他出生在南昌何处,甚至遗忘了这个可令他们骄傲的名字。”2012年南昌市地名办在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行政村区域内命名了一条焕章路,稍微弥补了一点遗憾。 作为汪大渊的家乡,我们该用怎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先贤?毕竟,研究汪大渊这个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先驱和他的着作,把先贤的文化底蕴古为今用,是我们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丝绸之路;元代;贸易;泉州;土产

《岛夷志略》写了些什么?张翥的序做了归纳:“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之所以写山川河流、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田土等自然地理,是为了认识这片土地,不至于迷失道路。之所以写居室、饮食、服饰、风俗、性情等人文地理,是为了认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便和他们打交道,做生意。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载盐、酒、食物这些日用品,是为了便于商船进行物资补给,免得忍饥挨饿。至于对各地土产和“贸易之货”的详细记载,其目的最简单: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最关注的就是你需要什么,我能给你什么。

记述域外风物内容庞杂

《岛夷志略》记载的各地土产、奇珍异宝名目繁多,不过汪大渊并没有进行分类。好在早于《岛夷志略》成书的《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对外贸商品有着很好的分类。这一分类包括宝物(如象牙、犀角、鹤顶、珊瑚、龟筒、玳瑁等)、布匹(如白番布、花番布等)、香货(如沉香、速香、降香、檀香等)、药物(如胡椒、丁香、硫黄等)、诸木(如苏木、乌木、红紫等)、皮货、牛蹄角、杂物(如黄蜡、花白纸、藤席、藤棒)等八大类。这八大类物产散见于《岛夷志略》的各篇,出现频率较高的土产有玳瑁、降真香、沉香、速香、胡椒、黄蜡、象牙、翠羽、木棉、青布、占城布、苏木、槟榔等十几种。

《岛夷志略》记载的“贸易之货”也是名目繁多。如果说各地土产是元代舶商收购的对象,那“贸易之货”则是售卖的对象。当然,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舶商售出的货物并非都是中国出产的。海上航线是漫长的,每艘船的仓容也是有限的。在贸易过程中,船舱中的岛夷土产和中国商品处在流动过程中。该书的“麻逸”一节记载的“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就是舶商与蛮贾进行的中国商品和外国土产实物交易。像各种处州龙泉窑瓷器、铁器、炊具、纺织品、乐器,都在“贸易之货”行列。如果说上述物品是商船从中国带出来的“国货”,那么象牙、胡椒、麻逸布、樟脑等“贸易之货”显然是从某些岛夷中交易而来,然后漂洋过海卖给另一些岛夷。

列出上述商品名称,不禁对汪大渊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怀疑。他不仅是个小人物,而且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小人物。他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难道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禁品贸易?

据元代法律《至正条格》卷第十二《断例·厩库·市舶》规定:“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决壹佰柒下,船物俱行没官……” 当然,元朝的法令也未必能走出大都城,舶商们游走于岛夷世界,为的是养家糊口、发家致富。汪大渊自称写这本书是为了“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但他在《岛夷志略》中毫不隐讳地指导舶商如何进行“违禁品”贸易,或许这些早就是上下默认的事实了。

且不管动机如何,货已备齐,接下来就是如何开张啦!做生意不能只有货没有钱。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式不一,正如《岛夷志略》书中所说“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除了铜钱,元朝还使用中统钞。这样,就出现了不同货币之间的折算问题。像交趾(时称安南大越国,在今越南北部)国流通铜钱,交易时“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钞一两,官用止七十为率”。再如乌爹国,该国“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贝八’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贝八”子是一种贝壳币,在罗斛国、暹国(在今泰国宋家洛一带)、北溜等地也流通。当然,贝壳币毕竟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货币,像龙涎屿(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亚齐附近)则使用金属货币,“货用金银之属博之”。再如明家罗(在今斯里兰卡卡卢塔拉附近),“舶人兴贩,往往金银与之贸易”。

身入岛夷世界,人生地不熟,光有钱有货还不行,做生意离不开当地商人。例如,当商船抵达麻逸之后,就有“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

汪大渊两次远航历时七年

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元顺帝至元三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返回泉州。

在宋朝,商航分开经营。古代的航海贸易中,船家也是货主,到一个港口之后边卖边买,到下一港继续这样的营运方式,如此一来拉长了在港口时间。一个贸易周期要1至2年的时间。在宋朝,海外港口出现了驻港中国商人,他们在大食的首都巴格达开辟了中国商品市场,在阿曼湾的没翼设立了储运货栈,在朝鲜、交趾都有中国商人驻港贸易。在泉州、广州等港也聚集着不少番商,这些人从航海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纯经营进出口买卖的商人。

宋朝也出现所谓的“番船主”也就是专门从事经营船舶远洋运输的经营人。他们替贸易商运载货物到指定的港口,收取运费作为报酬(少部分船主也会做些买卖赚取外快)。而元朝的汪大渊属于哪类人?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而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不过,《岛夷志略》所载内容,有些估计并非汪大渊亲身经历,而属于传闻。因为有的记载,即使是在玄幻小说盛行的今天,也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内容是宝贵的,那该采用什么体例加以组织呢?在形式上,我们在《岛夷志略》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的影子。

不过,“岛夷”并非一个好词,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个不招待见的词自然被元代继承和发扬,以此区别于华夏、中土。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天地元气“其所能融结为人为物。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言外之意,岛夷们得不到天地正气的垂青。岛夷这顶帽子在元代被扣在日本、高丽等头上。黄溍发出豪言壮语:“日本,蕞尔岛夷,不足烦天讨。”

岛夷的世界很大,汪大渊的岛夷并不包括日本和高丽,并不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那样突出地表现朝鲜半岛。为了描摹自己看到的岛夷世界,汪大渊借鉴了《禹贡》的笔法。此举并不奇怪,《禹贡》被视为“古今地理志之祖”,模仿它,不丢人。

元代版的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两年前,泉州、广州等九市联合申报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们必须清楚丝绸之路的海陆之别。丝绸之路的本意,是指陆路上连接东西方的商道,起初它的大宗运输物资是丝绸,由此得名。既然是商道,是用来做生意的,必须考虑到成本,考虑投入产出比。所以,这其实是个经济地理学问题。

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首都也从偏西的长安、洛阳迁至更靠近沿海的城市。元代的泉州、广州、庆元、杭州、温州、澉浦等外贸港口,无一例外位于南方沿海。这样,海运就成了国际贸易的最佳交通方式。

所以,在《岛夷志略》里,我们发现一船货物里既有粗瓷碗、大瓦罐、铁锅、铜鼎等体积重量都很大且价值较小的货物(例如,1969年在广东省珠海蚊洲岛海底元代沉船中就出土了元代龙泉窑瓷碗),又有木材、铁块、象牙等重量较大且价值较大的货物,更有金银、鹤顶、珍珠等体积最小且价值最大的货物。至于各色布、绢、缎、帛,更不在话下。可以说,海上丝路运载的货物种类和数量远非路上丝路可比。

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解读元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标本。对《岛夷志略》的解读,无疑细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我们从汪大渊的记载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贸易实况以及浩浩荡荡地在海上航行、在“岛夷”世界穿梭开拓的中国古人形象。这个元代版的海上商路,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地理视野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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